近些年，由于一些地区出现了养老金缺口，引发了社会关于养老金将入不敷出的疑问。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老百姓没有必要为养老金担忧和焦虑，中国目前出现的局部养老金收支缺口是一种制度困局，从全国来看，中国的养老金仍有大量结余。应尽快改革，实现养老金全国统筹。

郑功成长期从事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及与民生相关领域的研究，是国内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学科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养老金议题上，他是国内少数兼具学者的广阔视野，也是政策参与者、质询者的专家之一。

谈养老金是否存缺口

老百姓不必为养老金担忧焦虑

新京报：辽宁省未来5年养老金缺口超2500亿，现在很多人在担心老无所养，你怎么看？

郑功成：在制度地区分割的条件下，像辽宁这样的情况确实表明了这一制度在局部地区值得担忧，但大家只关注收支缺口却不去关注广东的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已近1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高达6000多亿元，浙江、山东、江苏等省的基金结余也都是数以千亿元计。

现在既有收不抵支的，也有大量结余的，这是一种制度困局，必须尽快走出这种困局。当然，总体而言，我对法定养老金制度一直保持乐观。

新京报：在许多人不乐观的情况下，你乐观的理由何在？

郑功成：至少包括：一是这一制度建立在责任分担、互助共济的基础之上，是由用人单位、个人和政府三方分担，即使遇到了财务危机也可以通过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的调整加以化解，要么政府多掏一点，要么雇主多掏一点，要么个人多掏一点，这个制度诞生120多年来全世界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破产过。

第二，我们具有人口相对年轻的优势。如德国作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源国，其人均预期寿命早已过了80岁，我们现在还不到75岁。

第三，我们建立了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并拥有日益雄厚的基金积累。现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为1万多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5万多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近4万亿元，这笔钱及其投资收益当然可以用来弥补未来养老金支付的需要。

第四，我们还有扩大覆盖面的空间。当前参保率才80%左右，没有进来的主要是青壮年，如果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保，对当前的人口抚养比会产生较大的有利影响。

第五，退休年龄还有调整的空间。如德国已从65岁退休开始向67岁延迟，我国平均退休年龄还不到54岁，伴随人均寿命延长与劳动力供求变化，表明还有调整的空间。

第六，我们有逾百万亿的国有资本和全部公有的土地资源，这样雄厚的公共物质基础，当然应当成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支撑。

有利因素如此之多，为什么要让老百姓为这个担忧与焦虑。即使有风险，也应该是政府或者学者要做的事情。

新京报：那局部地区为何会发生这么大的缺口？

郑功成：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报告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57000多亿元，预计2016年底时累计结余将超过6万亿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到2016年底时将达到33712亿元。这样多的结余是真金白银放在那里，现在处于贬值状态，急切需要做的是要尽快进行有效投资。

当前局部地区出现的基金收支缺口主要是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地区分割格局造成的，也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局部问题，因为全国总体结余在增长，一部分地区收不抵支，另一部分地区却是基金结余越来越巨。因此，我不赞同将局部问题看成全局问题，更不赞同以此来抓眼球而忽视背后的筹资不公、权益不公问题。局部地区出现的问题其实应当是在给政府敲警钟，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格局走下去，富的地区越富，穷的地区越穷，所以需要尽快改革，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谈养老金全国统筹

全国统筹方案现在有两种思路

新京报：你说的改革是不是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富余的地方和有缺口的地方互相调剂？

郑功成：全国统筹是优化制度安排的治本之计，只有全国统筹才能回归制度公平并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互助共济。从现在的情形出发，深圳、东莞等一些年轻的城市，即使近二三十年不收养老保险费也可能不存在支付风险，因为年轻人多老人少；而类似辽宁、黑龙江等老工业基地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因此，应该尽快下决心推进并实现全国统筹，年轻的城市、发达的地区应当为这一制度的全国统一做出贡献，这是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法理要求，因为法定的劳工成本应当全国一致。

新京报：这样的改革阻力很大吧？

郑功成：发达地区肯定会不太愿意，还有人担心会加重中央财政的负担。但这种改革不能只屈从一些地方的意愿，更不能因为担忧而继续让制度在严重扭曲的状态下前行，现在已在付代价，再继续这样的格局，代价必然越来越高。

新京报：如何破局？

郑功成：要靠中央政府强力推进，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别无选择。

新京报：养老金全国统筹有时间表吗？

郑功成：根据“十二五”规划，2015年就应当拿出方案，现在已经延期了，主要是中央需要统筹考虑与之相关的退休年龄、统账结合财务机制等问题。但今年必须拿出方案。现在有两种思路，一是一步到位地实现统收统支的全国统筹，二是渐进地先建调剂基金再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比如现在让部分缴费低、基金结余多的地区每年上缴一定比例，再调剂给缴费高、基金结余有限甚至收不抵支的地区，最终过渡到全国统一。

谈弥补养老金缺口

通过国资划转解决“老人”问题

新京报：养老金缺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之前没有缴费的老人在大量领取养老金，有人觉得现在的“中人”缴费，给老人发放养老金，这样不公平。

郑功成：现在的退休人员没有缴费，并不意味着他过去没有承担相应义务，因为这些老年人当年普遍拿的是低工资，养老金作为他们必要劳动的构成部分，只是没有单列出来，而是凝聚在国有资本里面了。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这部分凝结在国有资本中的钱就应当划拨出来用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这是解决历史欠账问题的必由之路。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了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现在有具体方案吗？

郑功成：这是既定方针。但不同方案存在不同的难题，是把国有股本直接划转到社会保障基金，还是把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给基金，各有优劣。比如，中石化划拨10%的股份给社保基金，还是中石化利润上缴？如果直接划转股份，那社保基金管理者的投资责任就会加大，就得承担风险；如果是上缴国有资本的收益，这笔收益其实也要取决于市场竞争。如何做才能真正让国有资本有效地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应在深入研究、审慎决策的基础上果断推进。

谈延迟退休

应把青壮年、农民工加入社保

新京报：延迟退休办法今年出台，这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吗？

郑功成：现在很多人简单地把延迟退休当做是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工具与手段，我完全不赞成这样处理，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法于理也不通。我认为，退休年龄的延迟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的寿命延长、受教育程度延长，特别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甚至还含有追求性别平等的原因，这些因素才应当成为考虑是否延迟退休年龄的因素。当然，延迟退休年龄能够缓解暂时的支付压力，但我国暂时也不存在支付压力，全国日益增长的结余就表明需要做的功课是加快全国统筹步伐而不是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即使延迟退休年龄也应当对迟延者有提升养老金水平的补偿。

新京报：延迟退休争议很大，也导致很多人断保或退保。

郑功成：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一是费率偏高，难以负担，要么作假或尽可能压低缴费基数，或者雇主与劳动者协议不参保；二是公众对养老保险制度还不信任，担心这一制度在未来不可靠；三是劳动力流动性偏高，一个农民工在北京工作一年，在上海工作一年，不稳定就无法交，或者非常麻烦，也进一步增加了不信任感。应当让青壮年农民工加入社保，否则领养老金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缴费的人一年比一年少。现在还有2亿的农民工、青壮年没有真正加入进来，一旦加入会降低抚养比，也会减轻当前的缴费负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总之，我们的有利因素很多，当务之急是尽快理性地优化制度结构与责任分担机制，避免被扭曲的制度安排再延续下去，否则，即使有利因素再多也会因制度扭曲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局。